熊瑶：利用域外汉籍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度”

扬之水

首先，就“琉璃台”而言，其名最早出于隋炀帝诗“旙动黄金地，钟发琉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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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于12世纪的藤原孝范反而容易受到岛田忠臣的影响，在抄录王昌龄雅号时，自动将“夫子”改为“天子”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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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坛自有传承，并且在编选与中国相关的图书时，会综合参考各种材料，甚至会根据需求和诗坛风尚删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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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瑠璃台诗人图卅六人》与中国《琉璃堂墨客图》有巨大的差异，《瑠璃台诗人图卅六人》肯定不是《琉璃堂墨客图》的另一版本。《瑠璃台诗人图卅六人》应该是藤原孝范综合本国和中国文献概括出来的词条，“诗天子”可能是误记、抄误或日本文化自主选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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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人的诗史地位看，盛唐时期李白的名气地位，连王维都退避三舍，更遑论王昌龄，即使盛唐之后千年，“李杜”也一直是诗坛双子星，无人掠其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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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乔《题上元许棠所任王昌龄厅》
琉璃堂里当时客，久绝吟声继后尘。
百四十年庭树老，如今重得见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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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中国是宋代传本，而日本传本则相当于中国明代，显然中国传本更可信；其二，中国传本全篇文采斐然，语言精练、故事完整，而日本传本有许多处语言啰嗦甚至不通，显然不是大才罗隐手笔；其三，日本传本题目“中源”不通，应该是明代民间忌用蒙元政权的“元”字而以“源”代替，然后传至日本，敷衍篇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