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评论》对徐晋如、嘘堂、独孤食肉兽、李子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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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新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该刊今年第4期将继续刊登对天台、伯昏子、齐梁后尘、尘色依旧等4位旧体诗人的同题访谈。

“五四”以降，新文学勃兴，旧文学式微。时至今日，新文学已然汪洋湖海，然则旧文学也未全然隳灭。有一种旧文学样式，呈现出“一万年也打不倒”的顽强生命力，这便是旧体诗词。在现当代的中国，“另一个诗坛”始终是存在的，近年来更大有复兴之势，以至一些新文学家也“勒马回缰写旧诗。”那么，当代旧诗的写作群体，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又有什么样的作品呢？相信大多数新文学作家对此仍然十分陌生，甚至闻所未闻。大家或许想当然地认为，现在写旧诗的都是离退休的老干部、老知识分子，他们养尊处优，自娱自乐，思想陈旧，作品粗糙，根本不构成一种文学现象。其实不然，自互联网兴起以后，旧诗的写作群体呈现出显著的年轻化、平民化趋势，并由此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诗人和杰出和作品。为了促进新旧文学的相互了解与交流，本刊专门对一批旧体诗人做了访谈。访谈采用同题的方式，旨在凸显不同作者之间的观点差异。这期推出的四位60后或70后访谈者，都具有鲜明的个人化写作风格，以及较大的影响力和争议性。其中，徐晋如（胡马）是一位固守士大夫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曾峥（独孤食肉兽）是一位深受西方哲学和美学影响的现代城市诗词写作者；还俗僧人段晓松（嘘堂）是网上影响很大的“实验体”的创立者和主要旗手；来自赣南山区的曾少立（李子梨子栗子）的 “李子体”则具有浓郁的民歌和乡土气息。四位旧体诗人对各自的写作历程和诗歌观念、当代旧诗的现状、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对待新诗的态度等，给出了不同的回答。从中，我们或许可以一窥“另一个诗坛”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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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请介绍一下您走上旧诗写作之路的历程，有哪些关键节点和事件？
李子：我学的是工科，在1999年以前，我充其量是一个普通的文学爱好者，读过少量的诗词名篇，却从未奢望以后自己也会写诗词。1999年的夏天，我在一家书商公司做编辑，同事中一位中文系的硕士有一些关于诗词写作的书，记得其中的一本是龙榆生的《唐宋词格律》。我闲暇时便翻看这些书，忽然有了兴趣，觉得填词挺好玩的，就按上面的谱子填了一首《清平乐》。那当然是一首幼稚的习作，却给了我一种成就感。当时我35岁，早已过了写诗的年龄。1999年，是互联网在中国兴起的年代。公司的电脑当时还不能上网，好在不远就有一家网吧，于是我就把这首习作发在了网上。竟然还有人回复，这令我大为兴奋。就继续写，继续往网上发。第二年著名的文学网站“榕树下”搞了一个网络文学大赛，我把当时仅有的10多首诗词尽数投了稿，竟然获了奖。这对一个新手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大概在2004年，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的檀作文博士写了一篇《颠覆与突围——“李子体”刍议》，这算是我的诗词第一次进入学术界的视野。2009年，哈佛大学的田晓菲教授在美国发表了一篇长文Muffled Dialect Spoken by Green Fruit: An Alternativ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这篇文章很快被人译成中文发在国内。田文以我的一句诗“隐约一坡青果讲方言”为题，对我的创作作了比较高的评价。我是很久以后，才在网上偶然发现这篇文章的。它对于我进一步进入学术界乃至一些公共媒体的视野，无疑起了推动作用。有关情况可与“简介”相参看。我想强调的是，1999年的那次偶然的尝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十多年间，诗词从业余爱好，变成了我现在安身立命的谋生手段。2007年，我辞掉其他工作，加入了中华诗词（BVI）研究院，那是一个研究和传播当代诗词的民间机构，并有一定的报酬。2013年，我创办了北京香山国诗馆，专门教授社会人士写作诗词。我想强调的第二点是，十多年来我始终是一个网络诗人。我的所有诗词都第一时间发在网上，而在纸媒上的发表，几乎都是被动的受人之邀。网络不仅是我的诗词发表终端，而且还深深地介入了我的诗词创作过程。我喜欢网络相对自由的氛围、讨论的风气、年轻的锐气以及修改、传播的便捷。网络激发并维系了我的写作兴趣，可以说，没有网络，我不会从1999年一直写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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嘘堂：我五六岁左右开始背唐诗宋词。上初三时因为早恋——呵呵，所谓自然灾害是也——开始了批量涂鸦，遂以才子自命。那时写的东西自然是糟糕透顶的。只能说还算赶上了文革后文艺开禁的好时机，无论文言诗还是白话诗，都刚好能找到一些足以开眼、临摹的前人范本。惟独学无友，进步实在缓如蜗爬。直到1989年，又一次重大的“自然灾害”，把我抛到了一个巨大的价值危机的漩涡中，文学成了俺审视、拷问生存意义的最重要的资粮之一，诗歌写作才真正开始成为支撑、建构生命本体的要素。
此后十余年，南下北漂，一直江海飘蓬。阅读很杂，中西两边都偏于恶补古典的文哲名著，读时是不带任何功利性的，只凭兴趣。那是很重要也很快乐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谈写作首先要谈阅读，阅读不妨驳杂，而在阅读量的基础上建设出审美与思辨趣味，然后写作才是有根的和有可持续的。至少对于我这种禀赋差的笨人，离开阅读而谈写作，是不可想象的。
  整个九十年代，我写作的主要趣向放在现代白话诗创作上，特别是十四行。文言诗也写，但数量极少。唯一可值一提的是在九十年代前期因为读《古诗源》、《唐人选唐诗十种》和《清诗话》而对文言诗第一次有了较整体也较明澈的认知，或者说，对文言诗的风格开始有所辨析、取舍。《古诗源》使我找到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基本趣向，眼前涣然一明。《唐人选唐诗十种》以迥别的文本择取昭示了审美差异性的存在。《清诗话》则开启了对诗歌写作技术性问题的探究。
当年给老友写信，曾说：“尝思为诗之道，近得有三，曰纯，曰朴，曰凝。纯者纯粹，朴者朴素，凝者凝炼。此诗之体、相、用，三者备则其诗可臻完美，得其一亦庶几不愧于作手矣。”这个感想，当时是贯通于我对文言、白话诗写作的认识的。
2000年因为回淝谋生而接触到网络，以及文言诗BBS，遂专力于文言诗创作。我看到一些近来的学界评论，大抵是把2000年当作网络文言诗的初年。这个断代我是赞同的。在一个演讲稿中，我曾这样描述——
     “在大家以往熟悉的以中华诗词学会为轴心的主流诗坛外，其实有‘另一个诗坛’的存在。这是些孤独的习诗者，不介入主流的习诗者。他们基本长期处于‘独学’的状态，或者无友，或只与趣味相投的二三子晤对切磋。他们大抵年轻，大抵不是中文乃至古典文学专业科班出身，他们不会做馆阁体，或者说不屑做。他们不会投谒。他们唯一的写作动力是兴趣，是个人的表达和表现欲。他们唯一的资粮是生活本身。网络出现以前，他们散落在各个地方和各种处境中，很少相识。直到网络文言诗BBS出现后，他们才开始了相互的碰撞与砥砺。”
网络出现，地图缩小。精神因摩擦而出火。是网络特有的自由生态成就了当代文言诗写作，还是沉潜着的民间文言诗写作者们不自觉地选择了在网络平台上进行秘密的狂欢？答案或许已不重要。于我个人的文言写作历程，学会上网无疑是最重要的事件。此后创作风格的累变，理论思辨的深化，全是凭籍此平台的完成。对我而言，网络就是当代文言诗歌版图本身，也是我的客厅、卧室和后院。内在的我外化于网络，如一镜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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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晋如：旧诗或者旧体诗词，都是现代文学家对中华固有之诗体的诬蔑性称呼。在汉语当中，旧总是含有贬义的，常常指过时的、必将被淘汰的东西。而实际上，中华固有之诗体生命力依然旺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绝无惨遭淘汰之忧，故我不能接受旧诗、旧体这样诬蔑性的称呼。我写的是符合汉语的声韵特征和汉语对称性特点的中华固有之诗体，我称之为国诗。      我的国诗写作，开始于读初中时知好色而慕少艾。从我的这一段经历出发，我就从不相信文学起源于劳动的说法，我一直坚信，文学的最初源头，一定是求偶。不信请看《诗经》的第一篇，就是求偶的作品。
选择国诗而非其他文学样式抒情达意，我觉得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是我从小喜欢家乡戏淮剧，以后又特别迷恋京剧，戏曲的戏词，与国诗的形式是相近的，其二则是我小学二年级开始读金庸，金庸小说的传统文化底蕴之深厚，当世现代文学作家无人堪与并肩，我的夙习喜古好古，金庸先生实有以启迪之。
我初中时写的诗词，用很工整的字体——我写字几乎没有工整的时候——抄在一个巴掌大小的笔记本上，只有极少数的好朋友看过。当然，那时候我不知道国诗有格律一说，只能算是幼稚的尝试。读高一时，我把这个本子带到了新的学校，有一天晚自修，我拿给一个同学看，被我们校长从窗户外看见，走了进来，抢夺过去，在讲台前一首一首念，念一首，就讽刺几句，比如有个词牌是《好事近》，他就阴阳怪气地说：好事近了，大学在向他招手了。教室里的同学都是哈哈大笑，我站在座位前，低着头，觉得特别无助。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太强了，就这样我写诗由地下转为更隐蔽的地下，却从未想过要放弃写诗。其实想放弃也放弃不了，那会儿各种情感纷至沓来，人就像沾了瘾似的，不写诗就难受。尽管那时的情感是非常浅薄的。
我在高一时已经知道写词要有词谱，但写诗要合格律，当时并不知道。盐城是一个文化氛围并不浓厚的城市，我初中三年级想买《说文解字》，全市所有新华书店都找不到。词谱我一直到读大学时才花了三十五元从琉璃厂的来薰阁买到。高一时没有词谱，心里就特痒痒想找到一套。学校附近有一个小书店，店主经常会从上海进一些武侠小说来卖，我就托他到上海给我买词谱，他还真去上海的书店问了，依然没有，他觉得很过意不去，就送了一本沙地教授的《萨氏诗词格律》给我。这本书是沙地教授自己印的，没有出版社，印得也很粗糙，店主是在盐城图书馆听沙地教授讲座，获得了一本，就用以相赠。我得到此书，如获至宝，至此才知世上有诗词格律一说。从此，在我不喜欢的数学物理课上，我就神游八极，照着格律写诗填词。
我们盐城有一个湖海艺文社，是陈毅和新四军当年为了团结盐城士绅创办的，我在偶然的机会下见到过这个诗社的刊物《湖海诗词》，于是找上门去投稿。这样，就认识了我的诗词启蒙老师徐于斌女士。她师从老词人周梦庄——震惊海内词坛的蒋鹿潭小照就是在周老家发现的，对我甚是鼓励，后来我考入清华，创办静安诗词社，依然得到她的殷殷关爱。
在清华有两位老师对我影响极深。一位是著名现代文学研究学者蓝棣之教授，另一位则是先师王公林书。蓝师看了我当时的诗，说都未脱模仿之迹，“但那是有天分的模仿”，给我很大的激励，而当时他拟主编一册二十世纪诗歌史，嘱我撰写国诗之部，他在我读大二时就要我写，但我直到1999年从北大毕业，才完成了这四万字的内容。我因有这一层因缘，故对近百年诗词颇感兴趣，也有了一个副产品，就是后来名闻天下的《缀石轩诗话》。不过，蓝师给我最大的影响，却是他提出的文学的基本立场：一切文学经典都是有病呻吟。我的全部文学观，都发端于这一句话。
林书公原系韶关大学教授，因在中华诗词学会办的会员通讯《中华诗词通讯》上，知道清华有了专门写国诗的诗社，就给我寄来了他的《当代旧体诗论》。此书如空谷跫音，新人耳目。我后来的治学路数是以思想带文学，都是从林书公处学来。林书公又联系到清华做访问学者，他是国诗、新诗兼能，尤长风神卓异的七绝，曾得到匡亚明先生的称许，但林书师从未具体指导过我诗艺，我只是每日追陪他，听他讲对历史、对现实的看法，自然而然诗就写得深沉厚重了。其时又有一位好友刘志平，清华化工系的师兄，与我时相唱和，不觉诗思大进。
我那个时候从来不想要写什么的问题，总是会有突如其来的诗思，像一团火一样，烧得自己难以入眠，只能就着宿舍楼道昏暗的灯光，把它们记下来，这是我最怀念的一段光阴。但2001年，经历了一段痛彻心脾的情感之后，我发现我再也写不出诗来，我从此再没有对全人类的爱了。从那时起，我再也没写出让自己满意的诗了。

独孤食肉兽：我成为一介诗者，而且还是旧诗作者，更像是个误会，或者说，是一个发生在准现代城市的后现代现象。十五岁时某次如厕无纸，顺手操起蹲坑旁杂物架上一本弃置多年的《唐诗三百首》，童安格唱道，这是梦开始的地方；达利则说，其实是排泄的快感。之所以说是个误会，更因为此前很久就见过且翻过此书，却从未来电，但这次排泄时例外了。我的东方审美阅读大规模地开始于播映《河殇》的大学时代，与之并行无悖的是，德里达、福柯、罗兰·巴特、昆德拉等蛮夷在其时及稍晚，正式为我生就的庄周牌脑磁盘安装了操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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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请问您平时是否阅读新诗？与新诗作者有否交流？您认为旧诗与新诗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李子：在我写旧诗之前，就读过一些新诗，包括北岛、杨炼、顾城、西川、海子、于坚等，也包括更早的徐志摩、戴望舒等。这些新诗开阔了我的思路。我有一些句子直接来自于新诗，如“夜色收容黑眼睛”；有的则是受了新诗的启发，如“春花十万红唇”来自于海子的“那些寂寞的花朵，是春天遗失的嘴唇”。在现实中我与新诗作者交流不多，在网上有过一些。我发现，新旧诗人之间的隔阂巨大，基本没有往来。我的国诗馆网上讲座，正式报名入学的有三四十人，原以为会有新诗人，结果一个也没有。总的来说，我感到当代旧诗人对新诗的了解，要比当代新诗人对旧诗的了解多一些。新诗人普遍缺乏对旧诗的文本阅读能力，他们对旧诗的无知，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他们不知道旧诗分古体诗和格律诗两种，而一概以古体诗称之；他们常犯的另一个错误，是不知道旧诗不能像新诗一样平仄通押。在网上我曾经指出过于坚、车延高等新诗人的这类错误。徐晋如曾尖锐地指出，新诗是一种与中国诗歌传统无关的泊来品，虽然呈现为汉语的形式，但本质上是殖民主义的。新诗问世一百年了，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它既未能接续中国古代的诗歌传统，也未受到本土公众的广泛认同，甚至未能建立起自己的文体边界和写作规范，因此被讥为“分行散文”，现在更成了“回车键段子”。诚然，新诗出现过很多在思想深度和想象力方面都十分杰出的文本，但同样杰出的文本也出现在当代散文中。两者的边界如果仅仅依靠分行来划分，那这一边界显然是可疑的。一个颇具讽刺性的故事是，有人把现成的散文分行成“诗歌”，不仅每每能在专业的诗歌刊物上发表，而且还能获奖。因此，新诗至今仍是一个历史地位待定的可疑文体。而旧诗不存在这种困扰，其文体特征早在千年前就已确立。一句话，旧诗肯定是“诗”，而新诗是否是“诗”，尚待历史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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嘘堂：新诗——我称之为现代白话诗——一直是我的兴趣所在。与此对应，文言诗或可说是我自命的使命所在。从涂鸦伊始，它们就是我的左右手，我的两只眼睛，我的脑球的两瓣。在网络出现之前，白话诗写作耗费了我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放弃它的愿望。在现实及网络上，我也一直与一些优秀的白话诗人保持着交流。在我看，文言诗人与白话诗人是拿着不同农具在同一块地里耕作的农夫。
当然，毋庸晦言，这两个群体迄今在沟通上存在严重隔膜，这是五四以来文化暴力的恶果，是宿命，江小鱼、花无缺式的宿命。比如在我目前还僭任版主的“今天论坛”，一些白话诗人虽然有回瞻“汉诗”并从传统资源汲取资粮的愿望，但知识结构的先天匮乏导致他们面对具体文言文本时往往缺乏基本的鉴别力。而在文言诗这边，情况可能更糟糕，世界仿佛还停顿在乾嘉以前，对于西方文学传统及受其影响而衍生的白话文学，有着一种可怕的无知，可笑的狂妄。在文学世界里，偏见普遍存在，但很少有如此大规模的偏见相对峙，而且是操着同一种母语。这种奇观的基础无疑可以上溯到五四以来文化的割裂和坎陷。佛云：法不孤起。诚可叹也。
  相对而言，文言诗写作群体在当下文化情境里无疑属于弱势的一边。在官史的角度，当代文言诗写作图景迄今尚是被屏蔽的，写作者的身份是乌无的。惟在我看，这并不能成为文言写作自足自闭于一个古典夜郎国的理由。恰恰相反，文言诗要想给自己一个存在的证明，就必须用更开阔的视域去体察，用更坚实的文本说话。历史有时是盲目的，但历史不会永远盲目。让它流泪，让他疼痛，它总会意识到这个存在的存在。   
       事实上，网络文言诗初兴之十年，已经证明了它还有被注目的价值。它与白话诗的共存已是现实图景，而非想象。我想，不论文言诗还是白话诗群体，都需要更谦卑些，学着相互尊重——不论把对方当兄弟，还是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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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晋如：我1994年考入清华，旋即加入清华文学社。这是由梁实秋创立，当时就有七十年历史的文学团体，但因为清华校团委要求清华所有社团必须加“学生”二字方予注册，文学社的同仁不能割裂传统，因此长期是清华的“非法团体”。清华文学社有两份社报，一份名为《同方》，取清华同方部的名字，一份名为《清角》，我至今也不知道这两份社报是怎样分的。但是这两份对开的小报，却几乎都是以新诗为主，我与新诗人的接触，就只是在清华的两年。对于新诗，我当时就看不懂，后来当然更看不懂。清华的新诗人中，与我关系很好的有小莫、姜涛、穆青、颜涛等。他们中小莫后来经商成了亿万富翁，姜涛和穆青都做了大学老师，颜涛则不知近况了。1996年转学北大，又与新诗人胡续冬有过过从，但却是因为我俩都喜欢周星驰。有一个细节似可一述，我在转学北大之前，就常到北大中文系高我两级的赵彤兄的宿舍去玩，他是北大诗词协会的会长，有一次我又去，赵彤不在，与他宿舍另一位先生闲聊，我说觉得自己就像郁达夫，不想被一位新诗人陆昊听去，后来在姜涛跟前说起，他说你们清华那个穿长衫的家伙居然自比郁达夫，太恶心了。哈哈。
我不喜欢新诗，也读不下去新诗。我是生来的保守派。就像我听音乐，除了京剧，什么音乐我都听不下去，我因为不吃蒜，曾在清华有一学期顿顿都吃同一道菜。这是摩羯座的固执，是我的天性，我不想做任何改变。
但是新诗中有两个人我是喜欢的，一个是穆旦，一个是海子。他们都是天才的文学家，而大多数新诗人，我觉得都很平庸。大约在1997年左右，我有一个想法，我认为一般所称的新诗，恐怕还要细分为白话诗和新诗。怎么说呢，胡适的《尝试集》，徐志摩的诗，都是白话诗，而李金发、穆旦这些人，才是新诗。我在2004年认识我后来的博士生导师陈沚斋先生，他是当代功力最深厚的国诗人，但他竟然在文革时写过不少新诗，而且这些作品，远非今天当代文学史所吹捧的那些新诗人所能及，因为他写得更加现代，更加富有荒谬感。他认为，国诗的道路是回复古雅，而新诗则应力求奇创，那些向民歌学习的伪新诗，是不值得一顾的。这样的观点与我不谋而合。
在我看来，国诗与新诗，不是旧与新的关系，而是古典与现代的关系。古典的精神是向上的，而现代的精神是向下的。新诗在形式上不是“新的”，而是“破坏的”，破坏了古典的精致。同时，新诗是殖民诗体，它的背后是西方的人文精神，与中国传统没什么关系。我不赞同新诗与国诗的合流，它们是泾渭分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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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孤食肉兽：新诗一直是我最重要的创作互文资源，或者说，吸毒时的主要零食。事实上，我也偶写新诗，只是较之我的旧诗更加拙劣不足论。作为一介以格赋情的自虐者，在新诗及新诗作者面前，我镣铐加身，自惭形秽。因为我无法实证旧诗形式的先验性比如四声与音乐间的关联。而作为理工科出身人士，我拒绝在此岸世界因信称义。我在上述认知下的旧诗创作，仅服从互动游戏中形成的娱乐积习——为了玩下去而被迫遵守其他玩伴共侍的巫术。而发轫于五四且基于当下语言的新诗文本，它早熟且自足，大可罔顾旧诗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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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否对当代旧诗写作的现状作一番全景式的简介，存在哪些圈子、流派和风格？都有哪些代表性的诗人和作品？您自己属于这当中的哪一类人？旧诗作者是否呈现出职业和年龄上的特征？旧诗主要的读者对象是哪些人？

李子：“五四”以来，旧诗的写作一直走下坡路，到“文革”触了底，直到“改开”，才开始缓慢回升。1949年鼎革之后，旧诗写作一度是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只有少数中央领导人和高级民主人士才能写。后来搞“改开”，写作重心有所下降，成立了中华诗词学会，一大批离退休干部和知识分子开始写旧诗，写作者的级别从中央领导下降到部级、局级、处级。直到网络出现之后，旧诗写作群体才真正平民化、年轻化。2008年举办首届中华诗词青年峰会，邀请了50位45岁以下的诗人代表，他们的职业五花八门，包括画家、仓库保管员、名校博士、还俗僧人、空姐、下岗工人、小老板、中学教师、记者、IT工程师等。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直至今天，“老干部体”仍然是旧诗最大的一宗。这种歌功颂德的假大空写作，严重损害了旧诗在公众和新文学作者当中的声誉，并误导对当代旧诗不了解的人认为这就是当代旧诗的全貌。但即便在网络产生之前，也仍然存在一批创作水平较高的旧体诗人，他们与诗词学会体系若即若离，可称为逍遥派，例如刘梦芙、熊盛元等人。而目前网络上的年轻诗人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守正和开新两种倾向，或者说流派。守正以留社为代表，开新以“实验体”为代表。当然，这只是一种大致的划分，实际上，“实验体”的创导者嘘堂，也是留社成员。而且还有大量的守正者和开新者，属于无法归入某个群体或流派的“散兵游勇”，这当中也包括我自己。作者群体的平民化和年轻化，导致旧诗的读者群体也随之平民化和年轻化。一次我去一位大学同学家，他来北京旅游的侄子，一个内蒙僻远林区并非文学青年的中学生，竟然早就在网上看过我的诗词。这说明了诗词读者的平民化和年轻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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嘘堂：十年前，我在首师大的研讨会上做过一个后来频被引用复颇受争议的论断：“当代诗词在网络”。后来，又有所补充：“舍网络，文言诗词几无可观，断无出路。”有人以为说得太自负，或太托大，都无妨。在我的观照中，网络是诗性/自由精神的保障，严格意义上的当代文言诗歌批评与理论思辩亦有由之而生。故我的介绍，也仅限网络诗坛。
      2000年至2010年，我称之为当代文言诗写作的“初兴期”，曾有一个概括——
     “在创作方面，出现了一批上网较晚而根底坚实、视野开阔的作手，一洗早期网坛风花雪月满眼以及体裁相对单一的格局，相互砥砺，深自研求，造成了自觉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探讨的风气。同时，此期论坛蜂起，复再三整合，老字号或者凋零关张（如侠客岛），或者沦为二三流论坛（如诗韵雅聚、诗词比兴），而一批开始具有自己的文学倾向和相对固定受众群的新锐主流论坛逐渐成型。如‘诗三百’戮力汲古而续命，‘诗公社’鼓吹实验以开新，渊源有自，分途并驾，风会所在，标格俱高。其影响，一方面播及后进，为文言诗词的后续发展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是开始向网下渗透，官方把持的文言诗词社团受到不小冲击，一向囿于古典标本解析的学院研究也开始注目于此。”
   “文言实验”的倡起，是当代网络文言诗坛最突出的事件和表征。怀着对“持械倒壁”的忧虑，一批同样具有任道精神的保守派中坚作手也结成阵营，俨然两军对垒。大约2003年至2008年间，有形无形的硝烟弥漫于网络，文本对峙，批评相抗，而这恰恰促成了文言诗在国朝鼎革后未之见的创作繁荣。可以说，迄今最有分量和潜力的写作者基本都是在那个时期浮出水面，扎住脚跟。相对于当年的喧嚣，目前，则可说是当代文言诗写作的沉潜期，或过渡期。寻求新变的实验群体已因各人对实验进路的择取及理解差异而分化，不复存在一个如当年“诗公社”那样的大本营。以“诗三百”为代表的保守派诸公也大多回归个体写作。静默，大抵是当前的相状。我在不久前在微博里曾对此提出批评：
  “偶览网络文言诸坛，一地鸡毛。酬唱赠答，头巾相榜，莺莺燕燕，滑腻无根。十年提澌，竟有虚耗之感。日前与京中友人论及此，彼谓阵地既渺，诸老人复各坐成孤岛。孤岛二字诚确。然亦惟效鲁宾孙自燔自耕、自伐舟楫而已矣。”
  “文言诗人社会身份之缺失是几乎无法可想的，只能安之。盖受众土壤太贫瘠，且乏基本判断力，既白话诗界之部分精英能于此种边缘写作略存尊重与同情，奈语境暌远，亦无力作深刻之价值考量。而圈内之自我认定，固与公共领域无干，不能发生实际影响。故虽有网络之便，文言诗作手在实际上仍为寡居者和独语者。
  “另，关于网络文言诗十年阶段性划期及目前陷于停滞问题，俺也赞同。悲观点说，甚至是在倒退。这两天翻看了几个主流坛子，不论保守还是‘实验’，几无一首醒目之作，整体质量大幅下滑，无论从传统意义上的‘兴象’、‘骨力’，还是现代意义上的创新表现手段，都还不及十年前的草创期。
  “整体下滑自也可能是阶段性的。一者重量级作手纷纷淡出网络诗坛，标杆无存，创作与批评良性互动之氛围亦失，遂复归庸滥。二者新生代作者或不乏才情，然人生历练殊浅，体验单薄，缺乏早期作手普遍具有的道德忧患感和理想内驱力。欲求深闳朴圆，固不可得。此亦无可深责于后来者，惟俟其成长而已。”
  这个批评可能有些严苛。但大体事实如此。文言诗写作是件严肃的事，特别当它开始进入公共视野时，内中人更应该保持清醒，不为表象的烦嚣所扰，做出清醒的反省。
  关于流派、圈子、代表诗人及作品，论题太大，恐怕只有专门论文乃至专著才能梳理得略清。泛而言之，则我以为终究不外三派——保守派、实验派以及性灵/婉约派。保守派守正，实验派破进，如正负两极，制衡、引导着整个诗坛的磁场。而性灵/婉约派类于金字塔的中段，在抒写个人情绪、发扬传统诗艺上不无可采，其中也贡献出一些次要诗人。（什么是次要诗人，可参《19世纪英国次要诗人选集》奥登序。）必须强调的是，这个划分是近于譬喻的，在现实情境中，其实互有交集。以我所知，坚定的文言实验诗人无一对传统不怀深刻的敬畏，而被外人视为守旧的保守派群体中，对实验精神也不乏同情者和实践者。
       当下学界及文学爱好者欲了解当代文言诗创作图景，最简便的途径大概莫外浏览“网络诗词百花潭”网站。这是文言诗坛唯一的门户网，主流及次要的论坛兼收并蓄，资讯量极大，不少已淡出论坛互动的重要作者的个人博客也都有收录。其首页辟有“诗坛回哞”一栏，最可资掌故。我就不再赘言了。